臺灣美術季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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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 期
2007年1月
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文化揉雜:陳進與潘春源的美人畫
謝世英
主體性與主體的問題,直接影響到被殖民者對他們自己認同的看法,台灣認同在台灣歷史上的形成過程,有相當的複雜性,對於定義何謂「台灣人」、「台灣地方特色」等問題,一直環繞著不同的爭論。日治時期台灣畫壇極力提倡發展出地方色彩,然而既要求台灣向日本「中央畫壇」看齊,又欲鼓勵台灣發展特殊性,其要求本身就具有矛盾、揉雜的性格。
經由檢視、分析陳進作於1934年的《合奏》(圖1)、潘春源作於1929年的《琴笙雅韻》(圖2)這兩件作品,來看台灣認同這個議題。兩件作品都是為參加官展所作,都是以台灣女子吹彈樂器為主題的美人畫,但兩件作品中美人服裝造型不同,背景陳設的處理上也有相當差異,分析其畫面,可以看出兩件作品包涵了不同的文化元素。陳進的台灣美人是以日本風格為基礎,而潘春源所繪製的台灣美人,是由其從自身的工匠傳統中,兼採各種元素,建構出合乎台展要求的台灣特色。所謂的「台灣特色」,便是在殖民者的注視下,建構台灣的文化想像。
本文嘗試指出台灣畫家在日治時期,經歷熱忱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,個別畫家由於對追求現代化的態度有所差異,而有不同的回應。有的將日本文化當成現代化,於是捨棄傳統,擁抱日本文化;有的選擇性的依其自訂的「現代化」的價值與標準,將「舊中國」傳統融會到「新日本」的形式與內容中。由分析這兩件作品讓我們了解到:日治時期的台灣美術的內涵,以及台灣對自己的看法,實際上是比我們之前所了解的更為複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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